论岳飞忠的是“天下”还是“陛下”? - 名家名篇 - 岳飞 岳飞官网 岳飞思想研究会
新岳飞

logo

您的位置:首页 > 岳飞文化 > 名家名篇

论岳飞忠的是“天下”还是“陛下”?

发布时间:2018-10-15 21:14:12  作者: 刘坤太  来源:
绍兴八年(1138年)绍兴议和时,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:呜乎!谁为陛下谋此也?天下者,中国之天下,祖宗之天下,群臣、万姓、三军之天下,非陛下之天!

靖康元年(1126年)正月,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,宰相何粟当朝痛斥宋钦宗: “况天下者,祖宗之天下,非陛下之天下!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?!”

绍兴八年(1138年)绍兴议和时,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:呜乎!谁为陛下谋此也?天下者,中国之天下,祖宗之天下,群臣、万姓、三军之天下,非陛下之天! 


宋人把“天下”和“陛下”分得何等清楚!

不难看出,何粟、胡铨把天下说成是“祖宗之天下”,只不过是不敢“造次”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,却具体地指出:“非陛下之天下”。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。天下国家是谁的?是中国人的天下(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人民),具体说就是“群臣、万姓、 三军之天下”,根本不是宋高宗赵构一个人的天下!所以,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,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,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。

  作为一名武将,岳飞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,也不可能像何粟、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,但是,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,却一点也不含糊: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,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忠诚、热爱与对宋高宗赵构、秦桧等卖国投降、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。

  让我们略举几例:

  ——南宋建炎初年,当宋高宗、黄潜善、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,南下逃跑时,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,居然“越职言事”“亲自上书批评皇帝:

  “陛下已登大宝,社稷有主,已足伐敌之谋,而勤王之师日集,彼方谓我素弱,宜乘其怠击之。黄潜善、汪伯彦辈,不能乘圣意恢复,奉车驾日益南,恐不足系中原之望,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,亲率六军北渡,则将士作气,中原可复。”

  结果,岳飞被以“越职言事夺官”。倘若不是以国为计,岳飞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,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,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。试问,如果岳飞只是一心“忠君”,唯君命是从,爱君如父,只看君王的安危,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,逃离金人远一点,哪里还会犯颜直谏,要皇帝亲冒矢石,拯国家、民族人民于水火呢?显然,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。

  建炎三年(1129年)秋,当金兵猛攻建康(今江苏南京)时,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宋军统帅杜充,完全置敌于不顾,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,反而蓄意投降。岳飞明知主帅怯敌,诸将不协,面对汹汹强敌,自己虽“以孤忠效命,亦无补于国家”,但他还是浴血力战。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,岳飞首先想到的却是“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”,岳飞率众苦战数日, 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,直至迫不得已,才整军撤离。这时,既无朝廷号令,亦无主帅指挥,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。 

  建康失守后,宋高宗的小朝廷坐船逃亡海上,宋军统帅杜充降敌,大将戚方率众为匪。在南宋小朝廷分崩离析的危难背景下,一些宋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,皇帝不知去向,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,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,一道北去投奔金国。在这种紧急关头,“忠于皇帝” 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。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,可他却坚定不移,并且激励将士们“当以忠义报国”,绝不能“降而为虏”或“溃而为盗”,并且决绝地说:“其或不听,宁先杀我,我决不能从汝曹叛!”

 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、宋军士卒溃散、金兵肆虐江南、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,岳飞必须当机立断。 

 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,接着慷慨陈词说:“我辈荷国厚恩,当以忠义报国,立功名,书竹帛,死且不朽。若降而为虏,溃而为盗,偷生苟活,身死名灭,岂计之得耶!建康,江左形胜之地,使胡虏盗据,何以立国!今日之事,有死无二,辄出此门者斩!”

  岳飞慷慨的言词,激昂的音容,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,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。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、勇武绝伦,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,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。岳飞最后对刘经等军说:“凡不为红头巾者,随我!” 刘经等将领也表示愿追随岳飞,共同抗金。 

 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,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,表现出非凡的智勇,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、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。

  南宋建炎四年(1130年),在极其艰难的非常时期,岳飞率领几千将士,坚持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,连续多次重创金兵, 准备相机收复建康。当岳飞率师移驻宜兴时,他岳飞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:“余驻大兵宜兴,…….徘徊暂歇,遂拥铁骑千余,长驱而往,然俟立奇功,殄丑虏,复三关,迎二圣,使宋朝再振,中国安强,他时过此,得勒金石,不胜快哉!“

  从表面看,岳飞要迎还二圣,似乎属于“忠君”,其实更重要的是“使宋朝再振,中国安强!”

  绍兴八年(1138年),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屈膝求和,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,并且和宋高宗“对着干”,一方面加紧练兵,准备军需,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,相约以“岳”字旗为号,一旦准备就绪,便要举兵北伐。与此同时,岳飞还明确表示:“今岁若不举兵,当纳节请闲”。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。

  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,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,岳飞立即上书“屏迹山林,以养微躯”,慌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,勒令岳飞入朝。宋高宗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“尽孝”,要迎回“帝后梓宫,”请求岳飞支持议和,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:“夷狄不可信,和好不可恃,相臣谋国不臧,恐贻后世讥议!”

  岳飞继而又复奏道:“不可与(金)和!缘虏人羊犬之性,国事隙深,何日可忘!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,事毕,然后谋河朔,复取旧疆,臣之愿也。”
 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,按金国要求定了第一次绍兴和议后,诏书传来,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:“臣…….身居将阃,功无补于涓埃,口诵诏书,面有惭于军旅,……臣愿谋定于全胜,期收地于两河,唾手燕云,终欲复仇而报国,誓心天地,当令嵇颡以称藩!”

  这哪里是贺表,简直可称为檄文!

  宋高宗赵构为粉饰丑行,对南宋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,岳飞坚决不肯接受,并且一再强调:“夫虏情奸诈,臣于昨对,已尝奏陈,切惟今日之事,可危而不可安,可忧而不可贺,可以训兵伤亡,谨备不虞,而不可以行赏论功,取笑夷狄。事关国政不容不陈,初非立异于众人,实欲尽忠于王室,欲望速行追寝,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。万一臣冒昧而受,将来虏寇叛盟,则以伤朝廷之体,仍望以此贴黄,留中不出,保全臣节,臣不胜至情,伏乞睿照”。

  这里,最值得注意的是“保全臣节”,岳飞认为,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,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,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,则更有辱于人格,与自己 “尽忠报国”的夙志相悖。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,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,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、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。一个满心忠君的人,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。

  ——当绍兴十年(1140年)金国叛盟,金军大军压境,宋高宗迫不得已,下诏岳飞等全线出击抗金。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,中原义军,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,单等岳飞挥戈北上。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璘、胡世将等,顽强地抗击金兵,把金兵阻击在凤翔,在东线上,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。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,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、亳,形势对宋非常有利。可是,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,便要岳飞住手,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(今湖北武昌),传达密旨,要求岳飞“兵不可轻动,宜班师”。岳飞见旨后,义愤填膺,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。为了 “忠君”,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,岳飞不从,宁可违抗皇帝密令而招来杀头之祸,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,毅然抗诏挥师北伐。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,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,也毅然表示:“事既尔,势不可还,矫诏之罪,若虚当任之。”于是才有了岳家军收复河南大片故土,接连击败金军主力,取得郾城大捷、颖昌大捷,继而乘胜进军朱仙镇,打出宋朝的国威。倘若岳飞只是忠君,何以能有如此义举?

仅从上述几例,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:岳飞之忠,其志在民族和国家! 

本文节选于 刘坤太先生的 《略论岳飞之“忠”